父亲刘晋最后一个工作岗位是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前不久，曾经为他做过秘书工作的省人大常委会机关退休干部刘应兴，电话联系说，人大机关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组织参观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在学员名单中见到了父亲的名字和照片，言谈间勾起我们对父亲深深的怀念。尽管父亲离开我们26年了，但他光荣革命奋斗不止的一生，永远是我们后辈最可珍藏的财富。

从临颖到武汉，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父亲出生在河南临颖县一个农民家庭，7岁起，在家乡私塾、县立高等小学就读。1924年考入县甲种农校，在进步教师影响下，参加了由进步学生组成的“读书会”，经常阅读《向导》《创造月刊》《语丝》等进步书刊，接受了革命思想，开始了革命活动。那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革命形势高涨，他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号召农民以实际行动迎接北伐。

1927年元月，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临颍县第一批共产党员。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父亲由原名张本固改名刘晋。同年3月，毛泽东在武昌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来自全国17个省，共800余学员参加了学习，父亲作为有一定文化的青年党员，欣然接受了组织派遣。期间，亲耳聆听毛泽东所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学习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群众工作方法，结业后到临颍县农会工作。

1927年8月7日，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这次会议使全党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自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艰巨使命的伟大征程。

父亲与另两位同志一起到襄城、临颍两县交界的大郭镇刘庄村开展农运工作，成立农民协会，反对土豪劣绅，并收缴土豪劣绅枪支，发展了30多人的农民革命武装。他们组织农民武装的革命举动，引发了当地土豪劣绅的仇视和不安，遂向国民党政府告密。1928年2月的一天，漯河国民党驻军韩复榘部一个营包围他们。父亲等11名农运积极分子被捕，他和另一位同志承担了全部责任，使9个农民得以释放，父亲被押解到开封第一监狱。

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留苏学习

1930年3月，父亲刘晋出狱后，被省委分配到许昌工作。他革命意志坚定，在许昌乃至河南省委遭破坏后，受党组织派遣赴上海向上级党组织进行汇报，并参加短期训练班。河南党的组织得以迅速恢复，父亲任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又称中共豫中中心县委书记。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在中共许昌中心县委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派吕文远任书记，父亲任组织部部长，机关设在许昌。

回许昌后，父亲昼夜不停地穿梭于许昌、临颍之间，向党的组织、农民协会及其武装传达河南省委和特委关于组织兵暴的指示，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恢复和发展组织，整顿、健全组织制度；开展农村夺粮斗争，组织抗捐抗税；组织发动灾民、难民“吃大户”，向大户要粮食；散发传单、书写标语、进行革命宣传等，做了大量工作。

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国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成为共产国际面临的主要任务。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也是共产国际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65个国家的共产党和一些国际战斗组织的代表513人，父亲是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大会作出了两个重要决议，一个是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一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实行工作重心转移，“一般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使各国共产党在执行政策上有灵活性，更加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

共产国际七大制定的战略方针和对各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改变，直接指导和推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和实现，对中国革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大会批准了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共产国际七大以后，派遣中共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张浩）回国，向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父亲会后留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课程包括马列主义理论课、党组织课、工农运动课等内容。他非常珍惜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大大提高。

结业后，父亲又被派到法国巴黎完成一项特殊任务。1936年夏，由巴黎转道马赛回到上海，他在与组织联系时，不幸被捕，押送到上海警察局，后又被送到“首都（南京）反省院”。在狱中，敌人虽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他始终坚贞不屈。直到“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在党的营救下，1937年11月，父亲才获得释放。1938年春，父亲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由于他有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的经历，留校任研究室主任，自编教材，讲党的建设等课程。

1945年春，父亲随王树声、张才千到河南开展工作。在禹县，他还通过关系，策反了当地伪军1个连编入八路军。

情系荆山楚水，为社会主义建设忘我工作

1949年5月，父亲任湖北沔阳地委副书记，1950年元月任沙市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此后，先后担任湖北省工业部部长、交通部（厅）部长， 1965年任湖北省副省长兼计委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各项建设。党中央非常重视治理荆江水患，造福鄂湘两省人民。1952年，中南军政委员会开启了荆江分洪工程建设。一期工程于1952年4月5日开工，当年6月20日便胜利完工，仅用了75天，比预定计划提前15天，就在荆江南岸公安县境内太平口和黄山头建起了两座雄伟的大闸及900多平方公里的分洪区，给肆虐千年的荆江洪魔套上了枷锁。作为地方负责人，父亲责无旁贷，日夜奋战在工地。施工期间正值雨季，他强忍着因战争年代在敌人监狱受到摧残的病体带来的痛苦，瘦得没了人形，在家人面前也不曾流露半分。

1958年9月，中共湖北省委为了从根本上改变鄂西北地区落后的面貌，支援丹江口水利工程建设，改善鄂西北粮食外运的困境，决定修建从汉口到丹江口的地方铁路。当年10月，汉丹铁路动工。父亲担任了工程指挥工作。这条400多公里的一级干线铁路，要靠湖北省自筹资金修建，这在我国铁路建设史上是第一次。父亲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全身心投入工作。由于资金问题，几停几建，在中央支持下，1965年2月才全线贯通。据《襄樊铁路分局志》记载，汉丹铁路运营后，丹江口水利枢纽大坝的混凝土造价降低了98%；丹江口水利枢纽安装的6台各重165吨的主变压器和1台重达306吨的特大型变压器均经过铁路运送到工地。

60年代初期，首次开发神农架。开山筑路是解放后第一代神农架人的主要任务。父亲轻车简从带领交通部干部，走进原始森林，住窝棚、吃苞谷饭，勘察修建公路，由兴山县、房县分头进军，1966年会合通车，为林区人民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以身作则，保持布衣本色，培养良好家风

父亲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严于律已，以身作则，不准家人搞特殊化，不向组织伸手。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要踏实做人，要有责任感，要对社会有所贡献。

我们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父亲的公车家人不能用。三年困难时期，我的姥爷从河南老家坐火车来汉探亲，父亲忙于工作抽不开身，安排十几岁的延风深夜接站。延风接到姥爷后，在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住了一晚上通铺，挨到天亮才搭乘公共汽车回家。

姥爷来后希望在汉常住，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匮乏，没有户口就没有粮油票证，解决姥爷的吃粮问题是摆在全家人眼前的大事，但是父亲情愿让全家勒紧裤腰带，从有限的口粮中挤出姥爷吃的部分，也不以职务之便开后门帮姥爷转户口。那几年，家里天天吃南瓜、红薯，在我们整个小学期间几乎没有吃过白米饭。而年近七旬的姥爷则在家里周边开荒种地，种小麦和棉花，以填补口粮的空缺。这段童年的记忆太深刻了，以至于我们兄妹时常谈起。

父亲鼓励我们要独立自强。小学期间，几乎看不到父母在家，他们常年下乡，奔波在全省各地，延平小升初这个关键时刻，也是自己填报志愿，然后打长途电话告诉父母。1963年9月，延平上初中住读，小小个子和同学背着行李卷，从水果湖步行到昙华林学校去报到。

 “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受到冲击，被诬为“大叛徒”，受尽了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直到1978年彻底恢复名誉，1980年当选为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并担任了湖北省委顾问委员会常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适逢地方人大设立人大常委会，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父亲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中，他常说：“我们要向前看，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不知幸运多少。多做点事，才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牺牲的战友。”

离休后，父亲坚持每天收看新闻联播，关心国家大事，为国家取得的每项进步而自豪。1993年6月的一天，中组部通知，根据政策父亲享受省长级医疗和生活待遇。父亲听后非常淡定，嘱咐我们不要张扬。这是党和国家对父亲革命、工作一生的肯定和奖励，在思念父亲之时，我们更加感激党和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教育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这些革命者的后代，更要继承父辈的遗志，传承好红色基因，让红色江山代代相传。

在机关老干部党支部的一次组织生活会上，几位老同志约定，逝世后后事从简，不通知亲友，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1995年12月19日，父亲病逝。我们遵照他的遗嘱办理了丧事。几位亲属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簇拥着他的骨灰盒，特地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停留片刻，让他最后看一眼这个培养教育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这是他心中神圣的殿堂。父亲的骨灰撒入了长江，随着滔滔江水，父亲的英灵与这块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土地融在一起。他热爱荆楚大地，热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父亲，我们想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