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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聚民智 立法接地气
2021年第2期 —— 监督广角 作者:文/巨云鹏 张璁

上海长宁、江苏昆山等基层立法联系点充分发挥“民意直通车”作用,

不断丰富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立法的形式和渠道


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创了全面依法治国新局面,为在新的起点上建设法治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各地各部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践,取得了一系列经验成果,呈现出一系列亮点成效。               

                                                     ——编者

 

2020年下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新增江苏省昆山市人大常委会、浙江省义乌市人大常委会等6家全国第二批立法联系点单位。

  适当扩大基层立法联系点数量,进一步畅通社情民意表达和反映渠道,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迈出的新步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推进立法精细化。20157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湖北襄阳市、江西景德镇市、上海虹桥街道和甘肃临洮县建立了第一批基层立法联系点试点。

 日前,笔者来到上海、昆山等地的基层立法联系点,探访正在不断涌现的创新实践。

              

向上直通,群众意见原汁原味

“所提部分意见建议已予采纳……衷心感谢同学们的热情参与和对立法工作的关心支持。”202010月底,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的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收到一封感谢信,这封从北京寄来的信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为同学们的立法建议点赞。之所以有这封感谢信,还要从当年7月说起。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虹桥街道希望能给法律修订提供更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建议。于是,工作人员走进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向这部法律保护的对象征求意见。

“座谈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有些紧张,但是立法联系点的叔叔阿姨用自己亲身经历与我们交流,打消了我们的顾虑。”初一(1)班的胡乐彤参与了那次讨论,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老师、同学、专家就课外补习班、预防网络沉迷、反对家庭暴力等问题一一交流,同学们踊跃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

  当时的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规定,公安机关发现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等行为的,应当予以训诫、责令其缴纳保证金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对于拒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可以没收保证金。“有同学提出,每个未成年人家庭经济条件不一样,如果缴纳保证金或没收保证金,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承担不起”,胡乐彤说,大家觉得,对这种情况应当还是以教育为主。

  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参与立法意见征询的过程,其实也是一堂生动的普法课,提升着人们的法治意识。近3个月后,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同学们提出的这条意见被采纳了,法条中删除了缴纳和没收保证金的内容。“学生作为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的对象,可以参与到保护自己的立法修订中,这一生动的民主法治、公民意识的教育经历一定会给他们带来长久的积极影响。”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顾平康说。

  自20157月被确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后,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先后发展10家顾问单位,300余名信息联络员,以及10个专家人才库。截至202011月,虹桥街道共听取45部法律草案意见,上报建议820条,其中51条已被采纳。

              

向下延伸,地方立法扎根基层

  为进一步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民意直通车”作用,20204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修订《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则》,按照全覆盖、全过程、全功能的要求,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从10家增至25家,并要求联系点在立法前、立法中、立法后全过程参加立法及其相关活动。

25个基层立法联系点,覆盖上海全市16个区,其中既有街镇人大、街道办事处等基层单位,又有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还有注册会计师协会、工业经济联合会等社会团体,还包括一家企业,覆盖上海社会基层工作的方方面面。

  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作为25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在街道内建立35个线下固定信息采集点,覆盖街道内居民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两新组织、驻区单位等,通过制度促进联系点扎根基层、扎根社区。

“数字时代,老年人坐地铁、看病预约都会遇到麻烦,希望数字技术在发展的同时,也能为老年人提供便利。”202010月,《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草案)》在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召开座谈会,征求社会意见,一批居民代表和代表性机构负责人现场提出意见建议。

  曹杨薪火书记工作室驻室书记朱爱琴把居民的意见带到了会上,“有居民提出,希望在日常的数字化生活中,比如看病预约、网上购物时,给老人提供更多便利”。“老年护理医务工作者任务繁重,人才流失现象较严重,建议在条例中予以明确,给予相关医务工作者待遇保障。”普陀区中心医院院长黄德魁建议。

  通过座谈会和自主调研等形式,曹杨新村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共对《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草案)》提出41条修改意见,在草案一审中被采纳13条,其中原文采纳6条,部分采纳4条,法意采纳3条。

“立法联系点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向下延伸察民意、向上直通传民智,真真切切把老百姓的意见建议反映了出来。”曹杨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许春辉说。2020年,上海全市25家联系点先后组织调研、座谈会100多次,征集意见1776条,有143条意见在上海市地方立法中获得采纳。

“要深化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提升探索实践‘全过程民主’的载体功能,充分发挥联系点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的优势,增强为立法建言献策的针对性、操作性和实效性。”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说。

               

广泛参与,社情民意汇聚交融

  紧邻上海的昆山是江苏省的一个县级市,这里汇聚了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的8900多个外资项目。2020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确定昆山市人大常委会为全国第二批6家立法联系点单位之一。

  因为有了立法联系点,如今,昆山市柏庐城市管理办事处康泾湾社区第二网格网格长钱伟多了一项新工作——为昆山基层立法联系点采集和收集群众意见。

  昆山市15个社会治理网格分中心、1593个综治网格覆盖了全市334个居民社区。钱伟所在的社区位于长江北路和萧林中路交叉口,辖昆山花园等,共有居民8000多人。为向基层群众征求“原汁原味”的意见,钱伟和综治干事走家串户,组织民主会议和物业会议,“精准化”收集群众意见、宣传法律草案。“我们每天走访20户,半数居民都提出了立法建议意见。立法信息采集点除了能及时反馈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还是社情民意的汇聚点。”钱伟说。

“有机构、有人员、有机制、有网络、有阵地、有保障。”昆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顾瑾介绍,昆山基层立法联系点依托全市区镇“代表之家”、律师事务所、总商会、台协会、高等院校及其他社会组织设立了18个立法信息联络站,还依托全市1593个社会治理网格设立了立法信息采集点,“通过联络站和采集点两个阵地,建立基层立法联络员和信息员队伍,构成基层立法联系点的立法联系工作网络”。

  截至目前,昆山已完成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国旗法、国徽法等7部法律草案的立法征询任务,上报修改意见建议270条,提交了外商投资法、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一周年情况报告等重点课题调研报告3份,在已公布的5部法律中,有16条修改意见建议被采纳。民法典实施前夕,昆山基层立法联系点还会同有关部门修订了《昆山市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如今已有1557户业主与房产开发企业(前期物业企业)签订协议,推动了民法典更好地落实。

  如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新增的第二批立法联系点也各有特色:浙江义乌是“世界小商品之都”,对于对外贸易、海关、电商、市场主体监管服务等领域立法,以及推进我国法律域外适用、加强“一带一路”国家法律合作,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各族共居多年来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对于保护与发展少数民族历史传统文化、发展绿色经济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区域代表性和典型意义……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基层立法联系点为在当代中国实现全过程民主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渠道、新的模式和样本,对于保障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高质量高效率立法,建设法治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新闻发言人岳仲明表示。

 

短评

畅通民意渠道 丰富民主形式

基层立法联系点作为听取民意的“直通车”和开门立法的“最前线”,让民主法治深植更广阔的基层土壤中。

在基层的采访中,我们看到了许多鲜活的民主实践。比如征求民意时,一边是群众充满生活智慧的大白话,一边是立法时力求严谨周密的“法言法语”,这就需要基层立法联系点在其中扮演好双向“翻译”的角色。再比如怎样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有的地方是做调研,有的通过开座谈会,有的依托网格动员更多力量,有的是借助网络拉近群众距离。这些老百姓的意见建议原汁原味地提上去了,更好保护群众权益的举措也就在立法的条文中落实下来了。

实践证明,基层立法联系点打破了立法的“神秘感”,让立法“飞入寻常百姓家”。基层立法联系点日益成为倾听民意、汲取民智的重要载体,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立法的热情也被调动起来,这对于保障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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