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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凤与巫、道、儒
2020年第10期 —— 东西南北 作者:文/吴艳荣

精彩绝艳的楚凤堪称楚文化的象征。楚凤的文化特征丰富复杂,巫风、神仙信仰、儒家思想均以凤凰为载体,故而楚凤风姿万千,神秘而引人遐想无限。

 

巫风下的楚凤

楚凤带花冠的形象比较多,乃巫风、宗教作用的结果。古代花草有灵性。花草的灵性与古代的巫术、宗教仪式关系密切。如《楚辞·九歌·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就是说巫者于祭祀前用浸过香草的水进行清洁,祓除身上的不祥和凡俗之气,以使自己变得神圣化,同神圣世界建立起亲密的联系,起到通神的作用。又如《九歌·少司命》中:“秋兰兮蘼芜,罗生兮堂下”;《礼魂》:“春兰兮秋菊”,在庄严的祭堂之上,处处洋溢着香草的芳香,吸引天上的神灵降临。

 

巫、道混融下的楚凤

中国人的神仙思想有一个从形成到成熟的过程。神仙思想大致产生于战国时期,其源头一是荆楚文化,二是燕齐文化。凤凰成为人们升仙的工具,始于战国,盛于汉代。同时战国时期楚地盛行着灵魂不灭观念和神仙观念,这从屈原《楚辞》中的“游仙”、《山海经》中各种神的描写可见一斑。因此楚凤既是巫师通天的工具,也是引导生魂、亡魂升天的神鸟,体现出楚凤文化属性的复杂性,其神异功能综合了巫术信仰与神仙观念的双重作用,但巫术信仰是主导,楚凤的特异造型即鲜明反映了这一点。而且战国时期虽然神仙思想已经形成,但还属于早期的发展阶段,属于比较模糊、朦胧的神仙观念,与神话、巫术等没有完全分离。

其一,虎座立凤雕像。虎座立凤为典型的楚文化器物之一,多出土于湖北江陵战国时期的楚墓。其基本形态为凤鸟展翅立于虎座之上,凤鸟高大、昂首张喙、气宇轩昂、背插鹿角,矮小的虎则恭顺地踞伏在凤鸟的一双健足之下。张正明先生研究指出:“凤背上的鹿角应为龙的象征,从而构成龙凤共身的神物”;“虎座飞凤这一器物的造型是将虎踩于凤足之下为底座,其意当为死者除恶辟邪以保佑其灵魂……楚人借凤以引诱所招之魂,借龙以飞升上天,龙凤共身,足下踩虎,乃是引魂升天、除恶辟邪的全部含义的形象化”。

其二,《人物龙凤帛画》。1949年《人物龙凤帛画》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战国中期的楚墓。帛画下部绘一侧身细腰的女子,双手合掌作祈祷状;帛画上部画一龙一凤,凤鸟展翅飞翔,仰首长鸣。这幅帛画俗称为“幡”,即古代《三礼》中所记载的铭旌,具有表示死者身份,在葬仪中张举悬挂、送殡时开路和驱邪等作用。该帛画表现了女性墓主人以龙、凤为助手引导灵魂升天的主题。

其三,凤凰导引游仙。屈原《离骚》中,诗人幻想飞天漫游,凤凰作为引导的神鸟,被反复吟咏:“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凤皇翼其承兮,高翱翔之翼翼”。《远游》中的神游:“凤凰翼其承兮,遇蓐收而西皇。”屈原因理想得不到实现,精神上的极度苦闷使其幻想通过游仙得到解脱,而求得这种解脱的重要凭借之一就是凤凰。

 

凤凰为儒家思想代言

春秋战国时期即已流行“以凤比德”,凤凰被赋予了仁、义、礼、信等儒家之“德”所包含的德目,凤凰秉“德”反映了儒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政治理想。

其一,以凤比德。“比德”属于中华早期主体伦理德性的自我塑造,它是一种伦理观念、道德建构事业,也表现为一种审美现象。凤凰身上不同部位的毛羽代表德或各种德目,凤凰俨然成为“德”的化身,被赋予了人类的伦理情感。《山海经·南山经》云:“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山海经·海内经》又云:“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背文曰义。”儒家“比德” 观代表了时人道德德性意识的自觉,其目的是要对个体社会成员的道德品格做出评价,促进良好德性塑造。

其二,凤凰与儒者之喻。《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这是以凤凰喻孔子。《楚辞》中,屈原喜好高傲地自比鸾凤(鸾为凤凰之属),而把谗佞干进的小人斥之为鸡鹜燕雀。如《涉江》:“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怀沙》:“凤凰在兮,鸡鹜翔舞。”先秦以凤喻人既是称颂有贤德的人,也是借凤凰表达儒家的人才观、政治观,希望有贤德的人辅佐君王治理国家,以达到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屈原正是肩负着这样的政治使命感,他借楚凤赞美自己的德才能识,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抱负,反映出强烈的建功立业、强大楚国的儒家治世思想。

 

从巫、道、儒追溯楚凤其源

其一,原始宗教思想中的混沌思维。

在巫术信仰下,动物与植物可以融为一体,动物与动物可以分解了再造。这种分解再造的组合方式有主有次,在花冠楚凤中凤鸟是主体,花草既是其装饰,又是其身体的一部分。动物与植物混搭、人与兽混搭的奇异生物,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也是一种世界共通的文明现象。它是人类早期独特思维的体现,如混沌思维,植物与动物的分界、人与兽的分界并没有很清晰,局限于当时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能力。而造成这种“混搭”的方式,根源在于原始人认为动物植物的神性可以互通,即列维·布留尔提出的原始思维中的互渗律。商周时代尽管早已不是原始时期,但原始思维的互渗律依然有孑遗。正如人们希望借助巫术来拥有或驾驭某种超自然的神力,花冠楚凤的神异造型也是为了张大其自身的力量与神性。

其二,至上神观念的产生与天人沟通的媒介需求

所谓至上神,它被视为世界、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是原始宗教信仰体系中存在一种至高、至尊的神灵。至上神崇拜的形成,揉合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三种物象因素,并将世间人与人之间的等第观念经过人格化以后投射到新物象上的结果。在万物有灵、天尊人卑的原始时期,各路天神、神意、天意“决定”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天人沟通是一项重要的宗教政治活动。在天人沟通中,自然神、祖先神、至上神等神灵系统纷繁复杂,这些神灵均有自己的超自然力,掌管着人间的各种“事务”,凤凰与各路神灵交织在一起,成为他们权力的执行者或是权力的化身,从而也成为天人沟通的重要媒介。

追溯楚凤的源头,原始时期的太阳鸟形象、商代西周的凤鸟形象与楚凤均有文化渊源。如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双凤负日”、“双凤朝阳”纹饰,双头鸟(凤)被河姆渡先民视为人与天、地、神灵的沟通者,在河姆渡先民的祭祀行为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良诸文化阳鸟祭坛的功用之一,是用做祭祀太阳神,而神灵之鸟(凤)就是天、人沟通的使者。商周艺术中的动物是巫觋沟通天地的主要媒介,对带有动物纹(凤鸟纹为主要纹饰之一)样的青铜礼器的占有,既意味着对沟通天地手段的占有,也意味着对知识和权力的控制。商代的至上神为帝,甲骨卜辞记载凤凰为“帝史”;周朝以天为至上神,文献记载凤凰为“天使”鸣于岐山。可以说,辅助天人沟通是凤鸟从诞生起就肩负的神圣职责。早期天人沟通的媒介功能,也为凤凰后来导引游仙、升仙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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