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作者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2019年8月13日，原湖北省省长郭振乾走完了八十六年的人生历程，在北京逝世。一年时间匆匆而过，告别仿佛就在昨天，许多记忆一直在脑海里萦回。

我认识郭振乾同志，是在1981年的秋天。那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北省建设银行工作。郭振乾是行长，我在行办公室工作，常有机会接触到他。他是一位严肃的长者，平常不苟言笑，好象整天都在思考着问题。后来，他担任副省长兼省经委主任，尔后又任省长，组织上调我给他当秘书。我随他在湖北一起前后工作了十年，亲历了这段时期湖北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这位在建国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员忘我工作的精神、公道正派的作风、平易近人的品格和清廉自守的节操。

我到省建行工作那年，是省建行刚刚从省财政厅分出来单独设立的第二年，郭振乾是省财办副主任兼任省建行行长，也是单独设立后的第一任行长。其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建设银行也面临着由负责管理分配国家计划建设项目资金，到独立经营长期信用业务，并逐渐承担更多商业银行职能的改革。郭振乾率领大家到各地开展调研，努力探寻“办好老业务，开辟新领域”的路径。基本建设资金“拨改贷”就是当时的一项重要探索。当时全省建设银行机构只有100多个，干部职工不足2000人，承担着全省重大基建项目拨款贷款和资金管理业务，任务十分繁重。武昌青石桥一栋两层的红楼，见证了郭振乾和大家一起创业的情景。

1984年1月，是郭振乾担任副省长兼省经委主任的第二年，我被调到他身边工作。当时省经委管辖的范围比较大，除了整个工业交通部门、内外贸部门、城建部门，还有财政税收部门，业务涉及工业经济运行调度、市场物资供应、价格管理、城市建设管理、外贸进出口平衡、财税增收节支等，工作非常繁忙。当时正值中央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煤电油运和钢材水泥等紧缺资源，有的需要通过市场配置，省经委和有关部门的同志经常跑山西、河南等产煤大省，协商合作，资源互换，以保障全省煤电油运不断档，保障经济正常运行。那时经常加班，不论节假日、不分白天晚上，省经委办公楼晚上经常灯火通明。从那时开始，我发现郭振乾每天提着饭盒到食堂打饭，回家吃完饭后就到办公室，星期天、节假日很少休息。他叮嘱我两件事：重要的事及时报告不得耽误，所有找他的人都请到办公室，不要上家里去；所有人送的礼品包括土特产品，都不准收受，并让我转告司机。那时经常有急事，我深夜打电话报告他，他连夜作出安排。这件事他表扬了我。另一件事他担心我们不落实，经常下乡回来，他都要察看一下车后备箱。他家里生活极其简朴，有一年春节前，他开了一张购物清单：猪肉、鸡蛋、大白菜、大葱、面粉、面条等，仅此而已。他对我说，我们家是北方人习惯，煮面条、包饺子，就这么简单，不像你们南方人搞得那么复杂，过年也是如此。他老伴长期身体不好，家里的事情大都是他在做，但从来不让我们插手帮忙。

1985年12月，郭振乾开始担任省委副书记、代理省长，次年5月当选为省长。他是一位求真务实、谨言慎行的人，关键时刻，又是一位果敢笃定的人。有一次，清江发生了大洪水，隔河岩电站的大坝刚刚建起，要从坝顶过峰，他马上打电话向驻军求援，调了一架军用货机飞抵宜昌后，即赴长阳，现场指挥，直到洪峰过后才离开。后来，荆江大堤出现险情、江汉油田油井发生火灾，他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1989年鄂北大旱，他一连跑了襄阳、随州、孝感的6个县，研究指导抗旱工作。

郭振乾常说，一任省长干不了几件事，要集中精力办大事。他抓经济效益，重点抓企业改革。一次在武穴市调研，发现武穴柴油机厂“工资含量包干”的办法很有效，迅速在全省推广，后来还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介绍了经验。他经常协调银行、财政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同时为了督促企业扭亏为盈，他决定在报纸上公布亏损企业名单。他抓农业生产，重点抓农民增产增收。当时化肥紧缺，贫困山区更缺。1988年秋，他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一口气跑了神农架、宜昌和恩施的8个县市，逐县市研究解决小化肥厂扩能改造问题。到利川时，又专门赶到毗邻的重庆市石柱县考察天然气开发项目，考虑合作开发事宜。返程时已是午夜十二点，车还在齐岳山上盘旋。车上欢声笑语，陪同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朱纯宣、州长李辉轩很高兴，因为这次省长来现场办公解决了恩施农业增产增收的大问题，他们无意中提到，有一个乡政府，房子低矮破旧，乡政府的牌子就挂在邻近的一棵大树上。郭振乾听了，立即答应批10万元改造乡政府的房子，并说乡政府的牌子不能挂在树上。这是我见到他批钱最爽快的一次。

曾经有位老领导对郭振乾讲，当湖北省长，要过好“两条江”、守好“一个仓”：“两条江”是长江、汉江防汛；“一个仓”是湖北粮仓年年要有余粮。这句话他牢记心上。湖北是防汛大省，长江、汉江防汛是天大的事。湖北是产粮大省，尤其是稻谷产量一直居全国第四位左右的位置。湖北不但要保全省的口粮，还要为全国作贡献。过去，湖北大米一直供应上海市民。1986年9月，省委省政府组织到江苏、浙江考察学习乡镇企业发展经验，到杭州时，接到中央召开十二届六中全会的通知，郭振乾和陈明连夜从杭州赶往上海，准备乘第二天上午的航班先回武汉。第二天一大早，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赶到酒店来看望和陪餐。进餐时，江泽民专门讲到前不久他给振乾省长写信，派一位副市长到湖北求援大米、湖北给予了大力支持一事，并当面致谢。这次从上海回来后，郭振乾把陪客人进餐大都改为陪早餐，他觉得这样好，既尽了礼仪，又节省了时间。

他抓重点工程和项目建设，主要是集中有限的财政资金和运用信贷资金，重点解决当前急需、长远有利的事情。提出首先要打破能源交通瓶颈的制约。那几年，改造青山电厂，兴建阳逻电厂、汉川电厂、隔河岩水电站，开发大峪口、黄麦岭磷矿，兴建省内第一条高速公路——宜黄高速公路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相继动工。为了解决资金缺口问题，他经常带人跑北京，寻求国家部委和各大银行的支持。中国建设银行支持的力度最大，如果没有建设银行的鼎力相助，隔河岩电站可能会中途停工。当然，这些重大项目都是省委、省政府集体决策的，郭振乾是一位忠实的执行者。

郭振乾为人谦和，很好共事，遇事冷静，沉得住气。我从没见他发过脾气，但听到过他在大会上严厉批评有的地方数字“掺水份”。他话语不多，不喜欢说客套话；听汇报要求开门见山、有事说事；也不喜欢繁文缛节，讨厌形式主义的东西。他到市县调研，要求减少陪同人员，有时陪餐的人未到，他已经吃完走人了。他对省里的一些老领导很敬重，有空就登门去看望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象赵辛初、李尔重、韩宁夫等老领导家里，几乎每年都会去。他喜欢同年轻人在一起，也善于从中发现人才，大胆启用青年才俊。他关心干部成长，也关心干部的家庭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甚至出面调解家庭矛盾。

郭振乾处事严谨，律己严格，讲规矩，守清廉。他的夫人郭德新，是先考入燕京大学后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50年代初离开北京来到湖北，几十年间默默无闻、勤奋工作，从不以领导家属自居，从不搞任何特权，也从来不“搭便车”。虽然退休时只是一位科级干部，她也毫无怨言。这与郭振乾长期以来对家属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郭振乾如何处理乡情？在担任副省长、省长期间，河南老家不少人来找他办事。他对我说：“事情办不了，但话要说好。老乡们穷，来一趟不容易，给他们每人买一袋米、买一张火车票，让他们回去。”就是这样，老乡们还是不满意。这也是他自从1979年父亲去世回过一趟老家，直到去年病逝整整四十年再也没有回去的原因。他曾经说过，老家是回不去了，我最对不起的是我的母亲。因为母亲去世时他没能回去。其实他是一个很懂得孝道的人，过去在湖北工作时，每月发了工资，先是交党费，再是给母亲寄钱，年年月月如此。

郭振乾严于律己还有这样两件小事：有一次他填写个人履历表，有一段工作经历的时间记得不太清楚，他让我到省委组织部去查阅他的档案材料。在他的档案袋里，无意中发现有一份检讨书，是他在担任省商业学校副校长期间写的，原因是他在学校食堂里多吃了一盘猪肝，“搞了特殊化”。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印象很深。我想他严于律己也许从这个教训开始。另一件事是，他在担任省长期间，工作压力大，抽烟多，来汇报工作的人一起抽，房子里经常搞得烟雾缭绕，那时办公室里连个排气扇都没有，我十分担心他的健康。果不其然，有一次犯了心脏病住进医院。他喜好抽烟，但从不收受别人送的烟。有一次，一位市里领导来省里开会，带给他两条“枣阳牌”香烟，这次他收下了，让我付了十元钱。这位市领导后一次来省里时，又带了一条“枣阳牌”香烟让我转交，说是上次钱给多了，应该补一条。

郭振乾出生于河南省洛宁县西山底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4岁跟着解放军的队伍跑，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1岁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应该是建国初的第一批调干生，分配到湖北工作，后来成长为湖北的第8任省长；56岁奉调进京，当时他是很舍不得离开的，对湖北这个工作和生活了36年的地方很有感情，离开湖北后特别是晚年，常常问到湖北的事情。我曾问过他当年为什么会跟着部队跑去参加革命，听说您父亲去追没有追上？他说，当时就是觉得共产党好，共产党关心老百姓，我要跟着他们走，当时父母看我年纪小，不放心，一起去追，没有追上。说到这里，他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想，他是庆幸自己选择了一条为人民谋幸福的人间正道。

2019年8月13日，郭振乾离开了我们。他的老伴郭德新两个月前先他而去。这两位当年相约一起走上革命道路的年轻人，在完成了人生的历史使命后，又相邀终老在一起，这是生命的奇迹。郭振乾没有子女，没有财产，没有遗嘱，也没有遗憾。住的房子准备交还给国管局，从湖北带去的旧家具和一些书籍准备捐给中国审计博物馆。除此之外，他好像没有留下什么有形的东西，但却留下了一笔无形的财富——一位共产党员为事业而献身的精神。

历史将记住郭振乾这个名字，人民会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