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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夫子”疏忽与人类文化之幸运 ——郭店楚简的发现与楚国的哲学与文学
2019年第8期 —— 东西南北 作者:文/邵学海 图/本刊资料

郭店是湖北荆门纪山之南,四方乡辖内的小乡村,199310月一个深夜,某村民的菜园被盗掘。这个没有任何地貌表征且很寻常的地方,居然掘出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文物,“土夫子”可谓高手、高眼。但不知何原因,盗墓贼漏盗了一批载有先秦重要文献的竹简。这一“疏忽”,既是人类文化的幸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发现,竹简价值是惊人的,其意义是世界性的。

  据抢救整理,知竹简所载均为先秦典籍,计730枚,13000余字,共18篇。这些典籍可分为三类:一是道家的著作;二是儒家的著作;三是专门论述君臣间权谋、具有纵横家色彩的著作。总之都是最原始的“版本”,而不是经历代校注,羼合了各种认识与判断以及推理的所谓古籍。

  考古学家认为,郭店楚墓葬时当为战国,约公元前300年左右(也有说白起拔郢以后,即公元前287年后),墓主系老年男性,与庄子、孟子、屈原同时。据出土遗物,他可能是楚国太子的老师。

  东周文化主要是由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偶合而成,就哲学而言,北方以儒家为代表,南方以道家为代表,儒道是中国思想史上两大重要学派。但自司马迁谓“儒道互黜”始,其学术演变为今天门派之间水火不容的局面。迄郭店楚简出,可知原始儒道之间原来是各抒己见,又相互包融涵化的。今人因歧见而纷争,在2000多年前的老子和孔子看来(假如确实有灵的话),有些实在是自寻烦扰。而太子的老师羽化登仙,并随葬儒道两家著述,一可证明北方的学问在南方也通行;二似可推测,《缁衣》《唐虞之道》等儒家简策既为“东宫之师”的随葬物,或许也为他生前讲授之课程。但是,过去大家都认为南方是道家盛行的地方,哪有儒家的市场呢?

  殷商西周,学在官府,王室对天文、历法、医药、历史、预卜等专门知识实行文化垄断,至东周,官学变为私学,世袭的文化官员如巫官、史官、祝官、卜官等四向星散,学术随即下移。进而,这些落居在列国的士人,将各自所持学问发展成各种学派,即今天的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等。各学派的创始人及主要思想家称“子”,而诸子正式形成,并竞相争鸣,则在战国年间。

  中国学术的发展,也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一重要阶段,学者称这个时期为文化的元典时代,即《诗》《书》《礼》《易》、春秋》以及《论语》《墨子》《老子》《孟子》《庄子》《韩非子》等其他诸子著作,都在此间脱颖而出。这批典籍初步建立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公理体系和思维模式,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进程发生深刻影响。咱们且不在政治、思想、制度的层面证明这种影响,也不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搜寻种种无意识地使用先秦诸子用语,遵循他们设计的道德规范之实例,只需了解中国成语约有三分之二出自先秦元典这一统计,大概就可感受到这种影响的力度。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以及“守株待兔”、“井底之蛙”、“三人成虎”等等——轴心时代文化的影响力是至深至远的。

  先秦诸子流派,《庄子》归纳为六;《荀子》划六派十二家;《韩非子》谓儒分为八、墨裂为三;司马迁则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年刘歆又增加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形成所谓“九流十家”。战国时期中国哲学的繁盛景象,在郭店楚简上得到部分印证。

  南方楚国是道家思想的滋生地。楚人自认为在立国前,道家思想就在楚地发端了,这是因为楚国由弱转强的经历,正好印证了道家学说的积极方面,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先王鬻熊,看成道家思想的先驱,《鬻子》一书反映了前道家的思想。成型的道家,代表人物一是老子,二是庄子,尤以老子为重。老子在西出函谷关时应关尹要求,著《老子》一书。私人著书,千千万万不可计数,但在中国数老子第一,据考证,此前再无更古之人。孔子是个大学问家,但他的《论语》是由其弟子所编纂,不是自己撰写的,与释迦牟尼的说教,后由部派佛教时期的僧人加以整理而成佛教经典相似。不过《老子》篇幅不大,仅5000言,但就这5000言,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老子是“县民”,即故国沦亡于楚并被改为楚国的县邑之民,原非楚人。故《老子》一书较多反映了楚国“县民”的处境和愿望。而自身的经历,使“县民”对福祸、兴废的转化有真切的感受,对鬼神的信仰比较容易破灭,他们希望尽量保持原有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所以《老子》的哲学强调柔,强调下,强调静,强调无为。

“道”,是《老子》的核心,本义为道路,引申为规律或宇宙本源。但也有哲学家认为:只凭讲“道”这一条,还不是道家的特色,先秦诸子都讲“道”,对“道”都予其不同意义。而道家的特色和精华则在“道法自然”。

  以“道”,或者说以“道法自然”为学说的学派称道家。道家的社会政治和人生主张是“无为”,认为“无为”方可“无不为”,道家以自然为最高范畴,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和他解释宇宙与社会无穷变化的辨证观念,是中国古代无与伦比的哲学成就。

  《庄子》被认为是《老子》的继承和发展,但不同的是,庄子彻底贯彻绝对主义,即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平等。前者指人的精神活动,它激励人们进行文学、艺术、哲学乃至科学技术的创造,提倡“心斋”与“坐忘”,即“庆梓削簴”般地全身心投入艺术创造。后者从道的观点看天地万物的共性,又由不计对立的差别变成绝对的相对主义,它启发我们看问题要站在更高层次,于此才能突破认识的局限性。

  道家的出世与儒家的入世,共同构筑中国式的人生态度,士大夫进可入世,治国平天下;退可出世,归隐林泉。统治者既可用儒家学说求得文治武功,又可用道家学说确保休养生息。儒道互补,构成中国传统士人价值观的基本框架。

  先秦是个需要巨人,又产生了巨人的伟大时代,南方除了哲学家的老子和庄子,还有文学家的庄子和诗人屈原,庄子、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所达到的高度,都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

  庄子的散文代表了楚文学中散文的最高成就,其文采如鲁迅说:“汪洋辟阖,仪态万方”;闻一多说:读《庄子》,那“应接不暇的惊异,便使你加倍愉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王国维说《庄子》:“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郭沫若甚至认为:“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庄子》)的影响下发展。”三位现代文学、史学领域里的巨擘如此评价,庄子的地位当高耸入云。

  庄子即庄周,生于宋,游于楚,既可算宋人,也可以算楚人。后来楚国一统南方,庄子还是归于楚人。重要的是《庄子》著述浸润楚风,言多楚事,无论寓言或重言,莫不如此,所以学问家历来把《庄子》划为南方的思想或南方的文学。庄子早年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不久便弃职而去。后一直隐居垂钓、织履度日,以著述自适,楚威王曾请之为相,庄子表示还是做一个像水凼里摇头摆尾的乌龟好,拒官爵而不就。惟有逍遥之愿的庄子,似乎生平不喜交游,与他过从密切的当时的名人,仅有曾经服务于梁惠王的“逻辑学家”惠施,著名的“濠上观鱼”之典故便出自他们之间。

  庄子著《庄子》,洋洋洒洒,堪称中国先秦散文的丰碑。特点一是有丰富的想象;二是寓言、重言及卮言交错;三是天马行空,自由挥洒的文风;四是语言富有形象性、情感性、音乐性。

  屈原的诗歌是楚文学中诗歌的冠冕,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大文化名人,屈原即在其中。屈原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他打破了四言诗的格调,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运用大胆幻想和夸张而形成中国文学的一大传统。屈原作品,向来被称为“楚辞”、“屈赋”或“屈骚”,其中《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是十分重要的部分。

  楚国的道家哲学在于其否定性,但否定性的系统,只有与北方儒家的肯定性系统偶合,才有意义;楚国的文学“多尚虚无”,得其精神。但活泼的精神,只有与北方文学崇尚实际的谨严风格相偶合,才构成中国先秦文学的完整面貌。由此可知,“和”中的“不同”,是相对整体的个体之特点和价值,惟此关联,中国文明才能绵延不辍两千多年之久远。

  今天,人类日趋全球化,由彼此隔绝的状态逐渐走进“地球村”,诸多事实也表明中国与世界相互依存之趋势是不可违拗的。但全球化并不等于文化的一致化、单一化,与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全球化相应,是统一走势下文化多元并存之格局的建立。

  郭店楚简所映现的先秦学术景象,似乎也为我们新时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参照。我们建设新时期的民族文化,须考察其自性,回归其自性,在世界整一与多样的趋势中,汲纳中外古今文明精粹,创造无愧于时代,也无愧于世界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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