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祝三，浙江宁波人，民国年间著名实业家。他于1904年来到汉口，并于1908年正式创建了汉协盛营造厂。沈祝三在他人生最为美好的时期来到了武汉，并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这片深沉的土地。他为武汉人民创造和保留了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延续了楚人的精神脉络。

一、沈祝三与武汉大学

20世纪20年代末，经地质学家李四光等人勘察，决定在东湖之滨的“落驾山”兴建武汉大学新校舍。武汉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则将“落驾山”改名为“珞珈山”。珞，是坚硬的石头；珈，是古代妇女戴的头饰。一则增武汉大学壮观典雅之色，二则纪念当年在珞珈山筚路蓝缕、辟山建校的伟大创举，三则寄托了对武汉大学美好未来的期望。

沈祝三则初步实现了闻一多先生对武汉大学的期望。由建委会委员兼秘书叶雅各推荐和招标后，汉协盛营造厂负责武汉大学第一期的建设项目，主要包括文学院、理学院、男生宿舍、学生饭厅及俱乐部（俱乐部实际上是当时学校礼堂）、珞珈山一区十八栋（第一教职员住宅区）等，建筑面积共35429平方米，主体工程均位于狮子山与珞珈山上。这个工程几乎倾注了时任校长王世杰和沈祝三所有的心血。

1930年初，工程相继破土兴工。仅仅一年的时间，汉协盛就完成了上述所有的建筑工程。1932年3月，全校师生由东厂口迁入珞珈山上课，正式开启了武汉大学的珞珈道路。王世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沈祝三的感谢之情，“每天自早至晚，都坐在他的小办公室的桌边接应电话，指挥珞珈山及其他部分的工人从事工作……我们应该感谢他……担任这个巨大的而且困难的工事。”

1932年4月，国联满洲事变调查团到武汉大学参观考察，惊叹于武汉大学雄伟的建筑，并对建造的低成本、高效率感慨不已。胡适先生于1932年11月28日在校长王世杰的陪同下参观了武汉大学的新校舍，曾发表感慨：“在几年之中造成这样一个大学，校址之佳，计画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大学所无。人们说是‘平地起楼台’；其实是披荆榛、拓荒野、化荒郊为学府，其毅力真可佩服。”同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在参观武汉大学新校舍后说，“贵校校舍，可与世界各国最好之学府媲美。”

1938年，郭沫若出任负责战时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在武汉大学与周恩来和邓颖超比邻而居。他们都住在由沈祝三兴建的珞珈山一区十八栋中。后来郭沫若在回忆录《洪波曲》一书中，以诗人的笔调和诚挚的感情赞美武大校园：“武昌城外的武汉大学区域，应该算得是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吧。宏敞的校舍在珞珈山上，全部是西式建筑的白垩宫殿。山上有葱茏的林木，遍地有畅茂的花草，山下更有一个浩渺的东湖，湖水清深，山气凉爽……在校舍之外，有不少的教员宿舍，点散在山上，大都是三层楼的小洋房……我生平寄迹过的地方不少，总要以这儿为最接近理想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初期，董必武、周恩来等人曾在武汉大学进行抗日宣传演讲，号召青年参加抗战，演讲的重要场所就是由沈祝三兴建的学生俱乐部。实际上，学生俱乐部与饭厅是一个两层建筑，上层为学生俱乐部，当时许多学术报告会和重大聚会都在这里举行；下层则是饭厅，师生在学术报告会后仍然可以在餐桌上进行热烈的讨论。时至今日，这些历经80余年的建筑群不仅继续为教学科研服务，而且仍以其独具的魅力震撼着人们，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在这里观瞻与怀念。

二、沈祝三与楚人精神

沈祝三出生于浙江宁波，其事业在湖北发扬光大。宁波在战国中期以后为楚国辖地，湖北则一直是古楚国的腹心所在。沈祝三身上流淌着楚人的血液，并使楚人精神在近代踵事增华。

（一）不畏艰难,筚路蓝缕的的奋斗精神

在先秦时代，楚人就形成了不畏艰难，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沈祝三在建造武汉大学时，已经眼盲十多年，但仍然兢兢业业的指挥工程。他所负责的第一期工程因当时工地没有通电，无法使用机械等大型设备，他和工人用肩挑、用脚手架、绞车、葫芦等手工设备解决施工中的问题；没有水，他们从山下的水塘里挑水上山，存入工程的木桶中，可谓艰苦至极，但他仍然无怨无悔，保质保量的完成了工程建设。

武汉大学八字校训的开端即是“自强”，体现了一种创业艰难的忧患意识，这与武汉大学建校时期王世杰与沈祝三诸人建筑武汉大学的艰苦奋斗历程有着莫大的关联。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群忠实地记录了武汉大学建校时，筚路蓝缕的前行步伐与其后历届师生，披荆斩棘、艰苦奋斗的创业过程。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的传承离不开一定的物质载体，而沈祝三所建造的武汉大学正是武大精神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家园,是武汉大学师生生命力、凝聚力的重要象征。

（二）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与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

楚人的创新思维和精神在典籍中记载甚多。楚君熊通首创县制，开启了中华民族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其基本形式仍然沿用至今；吴起变法，是楚国变革维新的一次重要尝试，并为30年后的秦国商鞅变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楚人在哲学、文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都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卓越的功勋。此外，在先秦的诸民族中，楚人的民族偏见比较淡薄，他们强调包容并举、兼收并蓄的思想，以积极的姿态来吸纳外来文化，这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推动了社会发展和国家统一。

在那个新旧嬗替的时代，沈祝三也是开眼看世界的人之一。而且他没有否认中华民族数千年无数先贤实践总结流传下来的建筑精粹，也没有一昧的迷信西方。通过将国外机械化施工技术融入到传统的施工方法中，沈祝三承建的工程既坚固耐用，又时尚大气不失美观感。汉协盛营造厂自建立伊始，沈祝三便注重引进西方先进的施工技术和建筑器械。在施工机械方面，先后购置了英制倾覆搅拌机和蒸汽打桩机各一台，后仿制打桩机4台，备有电力控制的起重设备，配置有20多辆卡车、1艘轮船、拖驳以及运输传送工具，这在当时的武汉乃至全中国的营造厂中都是非常罕见的。由汉协盛建造的景明洋行大楼，因其“建筑新技术和建筑艺术，在建筑史上有特殊意义”，武汉市将其列为保留优秀历史建筑一级保护对象。

沈祝三这种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与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在当前被称为“工匠精神”。可以看出，由汉协盛建造的诸多建筑，至今仍保留着历史的原貌，历风雨而不衰，经岁月而不朽。

（三）“一诺千金”的诚信精神

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成语“一诺千金”就源出于此。当年楚庄王遵守信义，放弃灭亡陈国，恢复了陈国社稷，《孔子家语·好生》因而赞曰：“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礼记·大学》也说：“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这种诚信意识对沈祝三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润泽是不言而喻的。

沈祝三“一诺千金”的精神集中体现在武汉大学的建造过程中。由于在建筑估算中没有计算开山筑路费用，且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波及，导致汉协盛承受了巨额的亏损。据交工时估计，亏本有24万元以上。当年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就曾说：“沈祝三的亏累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可惜本校的经费也在十分困难中，无法补偿他。”但沈祝三顶着巨大压力，仍然遵守合同坚持施工，他没有向武汉大学提高造价，没有拖欠供应商货款，没有拖欠建筑工人工资，他把自己的多处私宅抵押给浙江兴业银行，筹得贷款40万元，使武汉大学工程得以继续下去，最终如期完工，并按照原来的承诺奉送水塔、水池等配套工程。

然而，汉协盛也因这个工程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沈祝三变卖了几乎全部家产去清偿银行债务，而这笔债务已经上翻了一倍有余，直到他去世前三年才还清所有债务。1941年，已经心力交瘁的沈祝三卧床不起，在四壁萧然中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正如臧克家先生所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沈祝三将诚信精神树立在建筑行业中，他以自己的行动将守信重诺的精神向后人传递下去。

从1908年到1949年,汉协盛在汉口如同太阳一样升起,又如同太阳一样落下,每一个工地都是它的舞台,它足足上演了41年的大戏,留下的果实,至今依然辉光四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