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族历史悠久，起源于中原。楚人两位先祖重、黎，精通天文历法，为五帝之一帝喾的“火正”，也就是天官。“五帝”这里依据司马迁，分别为轩辕氏黄帝、高阳氏颛顼、高辛氏帝喾、唐陶氏帝尧、有虞氏帝舜。因为重、黎“甚有功，能光融天下”，所以又被尊称为“祝融”。祝融和火正一样，是一种通用名号，可以世代承袭。上古时期的天官观象授时，编制历法，指导农业，之所以又被称为“火正”，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火正格外重视对明亮的大火星（即心宿二，心宿的第二颗星。心宿是二十八宿之一，有三颗星）的观察；二是火正兼管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火种的引燃和收藏。从东周时期的文献及考古文物中，可看出楚国在天文历法方面有很多世界级的贡献和创新，这与楚人是火正的后代，楚部族有深厚的天文历法根基有关。

一、自五帝时代直到夏商，楚人先祖祝融世为“火正”

从五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直到夏、商时期，楚人先祖祝融及其后代一直是”火正”，或者说精通天文历法的高级官员。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可靠的早期文献及《史记》的记载中足以看出。

据《大戴礼记》和《史记·五帝本纪》，五帝之一的高阳氏颛顼为楚人的直系先祖。《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即出土楚简中的“老童”），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后来重、黎因犯错误被诛杀，但他们的弟弟吴回继承了他们的位置，再为火正，仍被称为祝融。《国语·楚语》对重、黎的职守及其传承说得更详细，说楚族的直系先祖颛顼，任命命重为南正，“司天”，即处理与天文历法有关的事情；任命黎为火正，“司地”，处理与大地、农业有关的事情，但是也必须精通历法。到了尧帝时期，重新启用重、黎的后代，使他们继承父辈的官职和技能，一直延续到夏商时期。

《史记·天官书》提到：“昔之传天数者（即懂得天文历法的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即尧舜时期），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高辛氏之前，楚人先祖重、黎是天官；尧舜时代是羲、和。根据前面《国语·楚语》所记载的，实质上羲、和也应是重、黎之后。夏代的天官是昆吾，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吴回为楚先祖，也是火正，昆吾为吴回的孙子。商代的天官是巫咸。据考证，巫咸可能就是战国时期大诗人屈原在《楚辞》里屡次提到的“彭咸”。而屈原，从《离骚》《天问》等诗篇中可以看到，他本身就精通天象历法，也反映了楚人普遍有较深厚的天文学素养。

由上面这些可靠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出，五帝时代一直到夏、商，祝融及其后代世代职守，一直是掌握天文历法方面的高级官员。当然，某个朝代的某个时期，火正或者天官并不全都是重、黎之后担任（如《左传》昭公元年中所记载的阏伯也可能为火正），但无疑从总体上看，五帝时代至夏、商的大多数时间，火正基本上一直是楚先祖——重、黎（即祝融）及其后人担任。祝融及其后代虽然精通天文历法，但其官职有所差别。如前面文献所说，或“司天”，或“司地”，但是都需要精通天文历法。

二、祝融在天文历法方面的主要贡献

奠定了我国早期观象授时的基础。

五帝及夏时期，历法很粗浅，不能精确来指导农业生产。天文官员必须要通过观测天上的星象和地上的某些物候，来确定年节，从而确定农业播种及收获的季节。这就是所谓的观象授时的时代。

早期火正通过观察大火星、北斗星等星宿的运行规律，发现了这些星辰的运行与季节变换、与农业耕作有密切关系，奠定了我国上古时期观象授时的基础。这里以大火星为例。大火星为红色一等星，颜色醒目，在星空中非常容易辨认，所以它成了早期火正最为关注的星辰。在夏商时期，每当一年春天农耕活动开始的时候，总有大火星于黄昏时分从东方升起；而每当秋季进行秋收时候，黄昏时分，该星又会出现在西方地平线上，并逐渐隐伏于夕阳中。正是由于大火星经历了春耕到秋收的全过程，因此大火星成为中国农业文明中最著名的星宿，又被称为“农星”，是夏商及之前时代“观象授时”的标准星之一。

另外，根据天文史学者王胜利先生的研究，由于岁差的作用，商周时期，为了不误农时，“火正”开始观测南方七星宿之一的咮星，也即柳宿，来指导农耕活动和季节。由于观测咮星和大火星成为火正的基本职责之一，所以古代的火正，祭祀时要让心宿或者柳宿配享。

祝融是中国历法和最古老月令的主要创立者之一。

我国的早期文献，如《大戴礼记·夏小正》《尚书·尧典》《左传》等，保存了五帝以来早期天文历法方面的信息。从这些信息中，可以看出祝融是华夏民族天文历法的主要创造者与制定者之一。

这里以《夏小正》和《尧典》为例。关于这两部文献的成书年代，争议颇大。幸好，从天文星象及天文学原理（如岁差原理）来推测这两部书的时代，应是最有效的方法。天文史学者根据《夏小正》其中的星象描述，或者认为天文星象可能反映了西周时代，或者认为反映了夏代（即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星象。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夏代的天官有昆吾，而昆吾正是重、黎之后，是楚先祖之一。因此，《夏小正》里所体现的天文历法知识自然有楚先祖的贡献。

确实，《夏小正》用词简奥，且没有明确的四季及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冬至、夏至）观念，显然时代应早于西周时代。另外，二十八星宿中，《夏小正》中只出现了鞠宿（虚宿）、参宿、昴宿、心宿等四个，数量很少；同时北斗星及斗柄出现次数较多，说明《夏小正》记录观测星象的方式十分远古。《夏小正》以每月天象为经，以时令气候、物候、农业活动等为纬，把每年、每月的重要天象和农时活动等贯穿起来，便于记忆，有利生产，是我国一部最古老的月令，也开创了中国最早的一部农历。《月令》类历法，实质上也是历代统治者指导每年农业和其他军政大事的纲要。《夏小正》是我国最早的农历，可称之为夏代的“皇历”。

再来看《尚书·尧典》中的天文历法特点。《尧典》也被认为是记录了最早的天文历法的文献之一。王胜利先生在竺可桢研究的基础上，采取更周密的天文学推算方法，得出结果认为，《尧典》保留了尧以来的某些星象观察资料，但主要记载的是殷及周初时期的星象。

商及西周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天时”提出了更严格、精确的要求，这促进了对天文、历法的研究。楚人先祖，作为火正，不仅观察心宿等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恒星，对其他恒星也有了较多的观察和记录。随着天象星辰的认识加深，《尧典》的历法也取得较大进步。主要表现如下：首先，有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划分，并明确表明一年有十二个月；其次，对每年的长度有了较准确的认识。认为一年是366天，这和战国时期四分历的年长度365的1/4很接近。更为重要是，出现了“闰月”这一名词。这表明中国历法已经开始施行阴阳合历。增加闰月，是防止季节、农时错乱。

最早对日食、月食、新星爆发等天文现象进行了观察。

楚人先祖作为天文学家和历法家，不仅观测大火、北斗等星宿，而且对一些独特的天文现象也进行了观测，比如在夏商时期，对日食、月食及超新星等做了观察，并进行了记载。

日食，尤其是日全食或大食分的日偏食，对某一具体地点而言,是较为罕见的天象，平均约300年左右才能得见一次。但是，由于日全食或大食分的日偏食往往使整个天空变暗，仿佛太阳被什么怪物啃咬了一般，所以，这种天象变化对早期先民来说，极为神秘，会造成极大恐慌。所以，中国历史就格外重视对这类日食的记载。《左传》昭公十七年引用《夏书》记载了一次日食。商代有甲骨文，从甲骨文卜辞中，可以发现也有关于日食的记载。例如《甲骨文合集》编号为33694的甲骨记载：“癸酉贞，日月又食，唯若；癸酉贞，日月又食，非若。”对这两条卜辞的含义，学界有不同看法，但多数学者倾向于是关于日食和月食的记载。

除了观察日食、月食外，天官对其它某些特别的天象也很注意。例如，甲骨文中有新星爆发的观测和记载。商代中期有一则甲骨文记载：“七日……有新大星并火。”对于这段卜辞有不同的解释。英国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认为，这条卜辞最早记录了新星的爆发。新星是恒星爆发时亮度突然增强的自然现象，很有科学价值。后来中国一位天文学家汪珍如在美国《科学》（1987年）上发表文章，重新确证了这一天象记载，认为这里记载的是一颗公元前14世纪的超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