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玻璃珠或称琉璃珠。琉璃一词源于西汉，但据史树青考证，楚辞所谓“陆离”，亦即琉璃。按照现代的说法，玻璃是指熔体过冷而成固体状态的无定形物体，一般脆而透明。玻璃是现在常用的物资之一，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

人类使用玻璃的历史十分悠久。在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所著的《自然史》一书中，记载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腓尼基商人们运载了一船天然纯碱在伯鲁斯河的入海口宿营，沙滩上找不到石块，商人们从船上搬下碱块架起锅子做饭，让他们惊奇的是，火苗底下竟然流出来闪亮的玻璃液。伯鲁斯河河口的纯净沙子是制造玻璃的优质原料，腓尼基、叙利亚海岸也曾经是古希腊时期的玻璃生产中心，普林尼所述的这个故事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可是，人类制造玻璃的时代远远比这个更早。公元前3000年左右，古代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就出现了玻璃。公元前1300年左右的古埃及第19王朝初期，透明的玻璃制品已经在一些地方所使用。这些玻璃制品，大概是人类所制造的最早的玻璃了。

我国玻璃制造技术的出现，可以追溯至西周时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陕西宝鸡茹家庄以及扶风上宋北吕村西周时期的墓葬中都有较多的料珠出土。经检测，这些料珠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属于未曾熔化的石英砂粒，并没有成为玻璃。也就是说，这种料珠只能称之为石英珠，不能称为玻璃珠。西周时期的石英珠，虽然内部还是沙粒状，但表面已经形成了一层玻璃质，类似于玉器的外表，被当时的人们作为玉器的替代品来使用。由于石英珠表层的玻璃质很薄，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容易损坏，因此，新技术的投入也就成了必然。

大约在战国早期，我国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玻璃制品。这种玻璃是在石英砂中加入了重晶石与方铅矿等原料，因此铅、钡的成分较高，所以也被称为铅钡玻璃。此外，除了重晶石与方铅矿，玻璃珠中还有含铜或钴的矿物，这使得玻璃品的表面纹饰呈蓝色，显得更加美观、坚固。

先秦时期的玻璃珠，通常为球形，少数为圆中见方的球形，个别为多角的球形，有孔。从造型上，玻璃珠上都有若干眼珠纹，每个眼珠纹都由一个圆点的蓝色套上一个或几个圆圈的白色，各个眼珠纹之间呈灰色或绿色，外观活像蜻蜓眼。湖北省博物馆藏的玻璃珠，都是这种形状，其中曾侯乙墓总计出土了一百余颗，此外，江陵雨台山等地的楚墓中出土的玻璃珠，也有一批在此陈列。

玻璃珠上蜻蜓眼的装饰风格，与中国传统的装饰风格迥乎异趣，相反，与西亚、南亚的同类玻璃珠惊人地相似。西亚、南亚等地的玻璃珠较中国早出并且更为多见，因此，我国玻璃珠上流行的这种蜻蜓眼风格，很有可能是从国外流传进来的。

公元前六世纪，即中国的春秋晚期，西方的玻璃品大量增加，南亚各地与西方之间的商业贸易，在此时也已欣欣向荣。中国的铅钡玻璃在战国早期出现，战国中期开始大肆流行，其出土地主要集中于南楚之地，出土最多的是长沙及周边地区，可以说是楚人的创造。因此，从时间上说，楚人从南亚地区借鉴西方的玻璃制造技术，这是可行的，与北方相比，长沙等地与南亚可谓近水楼台，这里的玻璃器出土最多也是顺理成章。

值得一提的是，从构成上来讲，古代西亚和南亚的玻璃属于钠钙玻璃，其成分与古代中国的铅钡玻璃完全不同。河南固始县侯古堆一号墓所出的一颗“蜻蜓眼”，经成分化验属钠钙玻璃；此外，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剑以及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剑，其剑格上镶嵌的玻璃，都是钠钙玻璃。侯古堆一号墓的时代在战国早期，墓主是吴王夫差的夫人，用西方传入的玻璃珠随葬可以体现墓主人的高贵；越王勾践剑与吴王夫差剑都是名剑，以西人的钠钙玻璃镶嵌可以体现器物的名贵。这些高级别的墓葬与器物中出土、发现钠钙玻璃制品，正好说明本时期玻璃珠的珍贵。

公元前320年至315年间，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的大臣商那阎著有《政论》一书，其中说到有从中国运去的丝。先秦时期楚国与蜀国都是摩揭陀王国的近邻，也都出产丝绸，但是战国时期楚国远比蜀国强盛，楚国的丝织业比蜀国更发达，楚国离印度又不比蜀国离印度更远，可见，摩揭陀王国的丝应该是从楚国运过去的。楚国出现玻璃器以及印度出现丝绸，说明春秋战国之际，中印之间就有一条商道在开始文化交流了。

根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楚将庄蹻曾经引兵入滇。庄蹻从楚都江陵南下的路线，是循沅水而过黔中，再往南到达贵州和镇远，以至镇远以西的施秉和黄平。结合到玻璃珠在长沙地区大量出土的实际情况，这条“玻璃之路”的出发点可以改江陵为长沙，其它的路线与庄蹻南下之路是一致的。云南地区早在春秋末、战国初就有了从南亚乃至西亚传来的玻璃器，这些器物的出土可以为这条商道提供一则力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