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酒，有个有趣的传说：夏朝的杜康想研制一种可以喝的食物，于是采用粮食发酵的方法造出一种饮料。可是这种饮料酸涩难饮，杜康想尽办法改良也无济于事。一天晚上，杜康梦见一位鹤发童颜的老翁指点他，让他将酉时见到的三个人，每人取一滴血滴入酒中，酸浆即成玉液。杜康酉时先后遇到了文人、武士和疯子。三人之血奠定了酒的特质——甫喝，温文尔雅，怀逸兴而壮思飞，是文人风骨；再喝，则质胜于文，本色毕露，显武士霸蛮；既醉，痴痴颠颠，胡作非为，不可理喻一疯子尔。

    中国是一个酿酒、饮酒的国度，也是一个赋诗、吟诗的国家，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就是诗与酒的不解之缘。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44首涉及到酒，如“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以御宾客，且以酌醴”等。在古代文人那里，有酒必有诗，无诗酒不雅，无酒诗不神，酒能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诗能增添饮酒的高雅情调，诗酒联袂，寄意遣怀，彼此依托，相互映衬。

    自古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同时留下诗名酒名的人不多，著名的仅有三人，陶渊明、阮籍、李白。

    陶渊明诗中有酒，在诗酒中书写情致。酒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是他表达自我的介质。他一生爱酒、颂酒，读他的诗，仿佛时时都可以嗅到酒的醇香，体验到酒的魅力。梁朝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在他现存的174首诗中，涉及到酒的就达56篇，约占总数的40%。

    陶渊明饮酒诗，有追随闲情雅致心境的一种自由姿态下的创作，表现自己远离污浊官场，归隐田园的乐趣，也有借诗酒寄意遣怀，抗衡浊世，求得自身人格的清高与自为。他的咏酒诗，首开风气，为后人树立了酒徒、隐士、诗人三位一体的风范，对后世文人的饮酒生活和吟酒诗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的诗蕴含着诗人的诗酒精神，这种精神是诗人傲岸、狂放的人格力量的集中体现，又是他生命本质的集中展现。

    魏晋名士阮籍嗜酒无度，可是诗中无酒，诗酒分家。他的《咏怀》82首中竟无1篇咏酒诗，仅有4首提及酒，发出的是“对酒不能言”的感叹。他的诗作，多感慨，苦闷中有旷达。可以说，阮籍的饮酒，是对险恶政治的无可奈何和对黑暗社会的无声抗议。这一点，他异于陶渊明和李白。

   《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政事，遂酣饮以为常。”王忱曾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阮籍纵酒昏酣之时，内心流着伤痛的血，于是自残式的狂饮常常化作穷途之哭，“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他不想在政治高压下丧失固有操守，又不敢效仿屈原殉国，也不能像后世的陶渊明归隐田园，便终生逃于酒，恋于酒，酒成了他的生命水和忘情水。

    盛唐诗酒无双士，青莲文苑第一家。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可谓诗中多酒，酒中多诗。李白一生写了大量以酒为题材的诗作，现存1050首诗文，与酒有关的有218首。李白的诗，是蘸着酒写成的，他常常把酒融入诗中，把诗泡在酒中，人醉诗也醉，每一行都散发着淡淡的酒香。

    李白的饮酒心境和阮籍的苦闷、陶渊明的闲适不同，他是热烈、悲壮、昂扬的。“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何等豪迈，何等洒脱，何等酣畅。杜甫《饮中八仙歌》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真是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在李白这里，酒与诗是双美，酒使诗更加飘逸，更富有想象力，诗使酒更加香醇，更富有诱惑力。李白一生渴望建功立业，但因怀才不遇，于是且歌且饮，笑傲天下，蔑视权贵。翰林任职期间，常常沉饮。一日，唐玄宗命他为杨贵妃撰写乐词，大醉不省人事的李白提笔立成数十章。玄宗大悦，见他衣衫破烂，便赐其衣物，又唤宠宦高力士为其脱靴，“力士脱靴”这一成语便出此处。

    总之，李白饮酒诗不限题材，不限时期，大胆豪放。陶渊明则有出世入世之分，时而闲逸欢快，时而苦闷又通达。阮籍虽然纵酒昏酣，但从来没有真醉，过分谨慎，是一种极度压抑的酒，是与诗脱离的酒。